老漢口的人大概都還記得，在漢口中山大道與車站路交匯的十字路口，曾有一家名叫“時記”的照相館。我小時候住的宿舍離這家照相館不遠，因“近水樓臺先得月”之利，常和小伙伴們結伴來這兒看櫥窗里陳列的照片。若有零花錢，便在這家照相館里和小伙伴們互換服裝，并擺出各種好玩和好笑的姿態照相玩，從此留下了諸多美好的記憶。那時，我并不知道自己長大參加工作后，會和這家照相館的人結下更深的情誼。

1987年元月，我調到市民建機關工作，從其他機關干部的介紹中，我才知道時任市民建副主委兼秘書長的石怡雯曾是“時記”照相館的少奶奶。我于是有點兒好奇：一個資本家的少奶奶，是如何參加革命工作走上領導崗位的呢？

當時，市民建和市工商聯合署辦公，時稱“兩會”?！皟蓵痹O有一個婦女工作委員會，簡稱“婦委會”，石怡雯兼任婦委會主任。婦委會成員中，基本上都是和她一樣出身的“太太”“少奶奶”，在工作中，我和她們也有些許接觸，我覺得她們都很熱情，而且也都很能干，機關干部尊稱她們為“大姐”。大姐們是一群人生經歷很特別，甚至有點兒傳奇的、不同尋常的女人：她們多半沒有工作，卻樂于奉獻，成天愉快地忙碌著，不拿一分錢工資還倒貼車船費、誤餐費等（后來才有一點很微薄的車、船費補貼），她們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也許，從石怡雯的人生經歷中，可以窺見這一群體的整體風貌罷。為此，我走訪了石怡雯，請她講講她的人生和她的成長過程。

打開回憶的閘門，石怡雯很感慨地說：“我的成長是與婦女工作分不開的。想起這一段工作經歷，我真是思緒萬千，百感交集。我從學生——資產階級少奶奶——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市民建三屆副主委兼秘書長，這一條人生軌跡是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是中國共產黨對我諄諄善誘、教育培養的結果，是統戰部、‘兩會’和同志們對我的幫助、支持，我衷心感謝共產黨，感謝組織，感謝同志們使我成為新中國的新人、一個能為社會所用的人?！?/p>

壹

勇敢地走出家門，不再當少奶奶

1956年2月，石怡雯入會申請表上的照片

1927年10月，石怡雯出生于浙江省新昌縣，父親教書，母親系家庭婦女。她6歲入學，一直讀到高中，1947年到漢口與陳希德結婚。陳希德的父親是畢業于美專的“時記”照相館的老板陳曉棣，當時陳希德迫于父命，協助其父料理照相館業務。陳父1950年回上海，1952年“五反”時不愿返漢，陳希德只好接手擔任照相館的老板。

石怡雯作為一個單純的女學生嫁入陳家之后，便過著優裕的少奶奶生活，家里有保姆、廚師、包車夫等仆傭。她的婆婆沒有文化但喜好打牌，家中因之常常賓朋滿座人來客往，石怡雯作為少奶奶不得不經常應酬于這些太太之間。這種生活對一個從縣城來的女學生而言，很不習慣也很不喜歡。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1950年，石怡雯不顧公婆的反對，堅決要求要走出家門參加工作，公婆只好同意她到自家開辦的照相館工作。當時照相館里最舒服的活兒是給照片著色，另外便是拍照、修照片等，最辛苦的是營業員，每天上班比別人來得早，要站著接待顧客，有時還容易與顧客發生糾紛。石怡雯沒有以少奶奶的身份挑個好工作，而是自愿選擇當上了最苦、最累、又學不到什么技術活的營業員，她與職工同工同酬，遵守店規店紀，沒有任何特殊待遇。

不久，厲無咎的夫人趙蓉動員她出來參加學習，學習當時政府頒布的時事政策和有關對資本家改造的文件。后來，趙蓉又分了點兒社會工作給她做。對每項工作，石怡雯都極其認真地完成。她認為自已學識不夠，更無社會閱歷，唯有認真參加學習，努力踏實地工作，才能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跟上時代的發展。

現在回憶起來，石怡雯還能記得自己剛參加社會活動時的“工作起點”——發活動通知，后來又聯系一些尚未走出家門的資本家家屬參加社會活動。白天要上班，這些社會工作便都安排在晚上做，每次她都當作一件大事認真負責地完成。她在工作中去感應新時代跳動的脈博，呼應新時代變幻的風云。

貳

參加社會主義改造活動

全國“兩會”家屬委員會委員合影。

后排左一羅叔章、左三榮毅仁姐姐、左四榮毅仁夫人、左六王光英夫人、右一石怡雯；前排右二黃織（孫孚凌夫人）。

1955年10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懷仁堂邀集出席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委員，以及民建中央委員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就如何適當地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進行座談。毛主席在會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他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遠景以及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對資產階級生產資料采用贖買政策等作了詳細闡釋后，著重強調了工商業者“要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把個人的前途和國家前途結合起來”。

1956年1月22日，武漢市各界人士15萬人在漢口、武昌兩地分別舉行了武漢市社會主義改造勝利慶祝大會。在會上，武漢市委第一書記、武漢市市長宋侃夫宣布武漢市已經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會后，在漫天飛舞的雪花中，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游行，工商業者和家屬都穿上了節日的盛裝，高舉鐮刀斧頭，敲鑼打鼓地抬著決心書和寫有“聽、跟、走”的巨幅標語牌走在游行的隊列中。石怡雯還記得自己那天穿著色澤艷麗的織錦緞短襖參加了盛會和游行。這次活動給了她很大的感染和教育，成為她終身難忘的一件往事。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出現了高潮，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在這場變革中，工商界家屬在幫助親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方面，起了積極地配合作用，因此，開展工商界家屬的工作也提上了議事日程。正如陳云同志在全國工商界家屬會議上所說：“兩位部長一席話，不及家屬枕頭狀?！?/p>

為進一步推動這方面的工作，1956年1月25日，民建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商界家屬工作匯報會，有北京、上海、武漢等11個城市的代表參加，會期10天，武漢市的民建組織出席該會的代表有3人，她們是黃立雪（蘇先勤夫人）、趙錦（華煜卿夫人）、李佩芬（劉梅生夫人）。這次會議主要是由各地代表匯報地方組織關于開展工商業者家屬工作的經驗以及存在的問題，各地均介紹了一些家屬思想轉變過程，和家屬幫助親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生動事例。

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席蔡暢和副主席鄧穎超應邀到會并作了發言，指出：工商業者及其家屬的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的、反復的、細致的教育過程，大家要認真做好這一工作，工商界婦女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得到徹底解放。同時，還就大家提出的思想方面的問題作了解答。時任民建中央主委黃炎培作了總結發言。

武漢市的民建代表李佩芬的發言極為精采，她提到劉家解放前的“雙釘案”，揭露舊社會的丑惡，引起著名作家老舍的關注，老舍還接她到自已家中座談社會主義改造的情況。這次會議的代表還受邀參加了政協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開幕式，榮慕蘊（李國偉夫人）和趙蓉則列席參加全國政協會議。

為了更好地發揮工商界家屬在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中的積極作用，全國婦聯、全國工商聯和民建中常委于1956年3月29日在北京隆重召開了全國工商界家屬和女工商業者代表會議，出席代表1024人，列席269人，其中，湖北省代表60人，列席10人，武漢市代表31人，時任省長張體學、省政協副主席周杰、省婦聯主任郭力文以及省、市“兩會”領導均出席了歡送會。該會議還邀請了港澳工商界婦女觀光團和各國駐華使節夫人。全國婦聯副主席許廣平致開幕詞，鄧穎超大姐作《跟著祖國前進 為社會主義貢獻力量》的報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云就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后工商業者及家屬關心的問題作了解答。4月2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接見了與會代表，使代表們感到無比榮幸。會議通過了《告全國工商界姐妹書》。

以上兩次會議結束之后，武漢市工商界進行了廣泛地學習、宣傳和動員，掀起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工商界的大姐們紛紛走出家門參加街道工作和社會公益事業，初步認識到勞動光榮、不勞動可恥是新時代的要求，從而涌現了一大批街道工作積極分子、五好家庭、五好個人等先進人物。

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武漢市工商界青年中大多數人都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1956年2月，中國新民主青年團和全國青年聯合會共同在北京召開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武漢市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29人，其中市民建會員即占27人，石怡雯有幸出席了這次大會。這是她第一次來到新中國的首都參加全國性的大型會議，興奮之情無法言表。會議休息時，武漢代表團與上海代表團對歌，你唱一首，我回一首，整個會場洋溢著工商界青年的青春活力。這次會議聆聽了時任團中央書記、全國青聯主席廖承志同志的報告，陳毅副總理也到會講話，這些報告和講話對石怡雯教育很大，特別是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并合影留念，更是她銘刻終身的盛事，成為她以后勤奮工作報效祖國的力量之源。當天晚上她難抑內心的激動之情，提筆給遠在漢口的丈夫報告喜訊，讓他和自己一起分享這幸福的時刻。會議即將結束時，武漢代表團的成員們來到雄偉的天安門廣場攝影留念，此時石怡雯的心情格外激動。新的中國新的政權，沒有拋棄、沒有嫌棄、沒有歧視自己是昔日資本家的少奶奶，而是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和不少榮譽，這份沉甸甸的恩情，唯有更加努力地發奮工作，方可回報。

叁

當上全國“兩會”家屬委員會委員

1985年，石怡雯陪同港商參觀黃鶴樓

令人喜悅的好事兒接踵而至。

1958年，“兩會”中央（即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成立家屬工作委員會，時任輕工業部副部長羅叔章任主任，后來由浦潔修同志接任主任。副主任有楊鑒清（榮毅仁夫人）、應伊利（王光英夫人）、黃織（孫孚凌夫人）等，委員有28人（含主任、副主任），“兩會”中央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所占的名額較多，湖北省僅分到一個名額，石怡雯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十分珍貴的名額竟然給了自己。當統戰部部長找她談話告訴她被推薦為“兩會”中央家屬工作委員會委員時，她十分吃驚，同時膽怯。她說：“我才疏學淺，沒能力，更沒資歷，怕挑不起這個重擔，辜負黨的教育培養，完不成黨交給的任務?！辈块L鼓勵她說：“你年輕，工作踏實，只要緊緊地依靠黨的領導，依靠群眾，抓緊學習提高認識，一定能做出新的成績?！?/p>

1961年12月9日至23日，“兩會”中央在武漢召開了武漢、廣州、長沙三市工商界家屬工作座談會，“兩會”中央羅叔章、楊鑒清和中央統戰部郭彤等出席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幫助工商界家屬加強學習，提高認識，穩定情緒，安排好家庭生活，幫助工商業者解決困難等。15天的會期均在漢口勝利飯店召開，石怡雯在統戰部、市“兩會”的重視和幫助下，以及大姐們的共同努力下，對會議作了十分細致周到地安排，會后，羅叔章、楊鑒清和郭彤等一行人還到她家作客。

肆

遭遇“文革”沖擊

突然爆發的“文革”運動讓石怡雯猝不及防，上午她還在研究工商界老年人的工作，下午就和其他幾位市“兩會”領導被揪出來批斗。接踵而來的是戴高帽游街和剪發抄家，她的家被一個民辦中學的紅衛兵抄得十分“徹底”， 家中所有的東西都翻了個底朝天，衣服被褥全部拿走，連文字、照片、資料等都未能幸免，家具只剩一柜一床，一家老小頓時跌入痛苦的深淵。天氣轉涼后，一同居住的店內職工晚上偷偷送來被子，她唯恐連累他人不敢接受。

與此同時，許多婦委會成員的家庭也遭受很大沖擊，趙蓉全家被趕出家門遷到一間小屋。各單位也大肆批斗工商業者，許多工商業者被抄沒家產。1966年8月24日，紅衛兵沖進市“兩會”辦公地點，聲稱“兩會”是“反動資本家的黑窩”、是“牛鬼蛇神的庇護所”，他們焚毀市“兩會”的招牌，砸碎歷史文物舊商會的石碑，“兩會”部分負責人被揪斗。從1969年10月起，隨著市“兩會”機關干部下放五七干校，機關工作和黨派組織活動全部停止。這是武漢市的民建組織和廣大會員經受的一場極為嚴峻的考驗，石怡雯和廣大會員一起，以對黨、對國家、對統一戰線永不泯滅的堅強信念，以頑強的毅力，挺過了“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的磨難，以實際行動實踐了自己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諾言。

伍

喜迎祖國的春天

“三八婦女節”開展文娛活動，左四為石怡雯

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共中央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武漢市“兩會”于1978年5月恢復活動，分別成立了工作小組，市民建工作小組成員11人，組長華煜卿，副組長徐雪軒、劉梅生、但伯昆，石怡雯則是7個委員之一。市民建工作小組首先對停止聯系十年之久的會員和基層組織狀況進行調查。老會員趙鳳章告訴筆者，當時石怡雯來到家里欣喜地告訴他：市民建馬上就要開展組織活動了！

1979年10月11日，民建中央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與全國工商聯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石怡雯參加了這次大會。大會提出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1980年3月17日至21日，市民建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與市工商聯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同時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石怡雯當選為市民建第六屆委員會副秘書長。1980年5月26日，市“兩會”新的婦女工作委員會成立，石怡雯是5個副主任之一。1984年11月2日，經調整，石怡雯任婦委會主任，而此時，她已是市民建副主委了。1986年她任副主委兼秘書長。市“兩會”婦委會的工作步入一個新的里程、新的高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一是恢復了學習組制度，提高了工商界家屬的思想認識。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重申了統一戰線政策，實事求是地落實了各項政策，這一重大的歷史變革令廣大的民主黨派成員都有重獲新生的激情。

武漢市“兩會”婦委會就如何開展工作多次研究討論，一致認為婦委會的工作應從工商界家屬的現狀及特點出發，以抓精神文明為主開展思想工作，決定恢復學習組制度?！皟蓵眿D委會成員于是分片區上門看望工商界家屬，針對她們的思想情況現身說法，做到以理服人、以誠待人、以情動人。

有一年春節正月初一這天，石怡雯和干部韓翠華排好線路一天就走訪了24家，使工商界家屬深受感動，學習組很快恢復了活動，且出勤率在90%以上。有一天下著大雨，時任武漢市市長的吳官正同志“微服出訪”來到市“兩會”機關，只見40多位大姐正聚集在一塊兒認真學習，積極發言，吳市長感到很驚奇。石怡雯向吳官正匯報了“兩會”婦委會學習組的學習情況后，吳官正十分感慨地說：“在當前學習風氣不正的情況下，天又正下著大雨，你們這么大年紀了還能堅持學習，難能可貴?！?/p>

二是花甲獻余熱、鶴發育童心。為響應中共中央書記處向全黨、全國、全民發出的要關心和重視少年兒童工作、要為三億兒童辦實事做好事的號召，“兩會”婦委會決心據此開展活動，開始由大姐們捐錢，但這不是長久之計，石怡雯便提議搞義賣義做。

當時正值端午節前夕，市面上粽子供不應求。在“兩會”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婦委會的大姐們在“兩會”機關的大院中支起爐架煮粽子，常委室則成了包粽子的工作場地。第一年，大姐們包了7500只粽子分送到市委統戰部和婦聯等單位義賣，因粽子價廉物美極受歡迎。以后又發動能做縫紉的大姐們在家中做童裝。第一年的義賣活動共獲利2879元。第二年在繼續包粽子、做童裝的基礎上又提出義賣商品，大姐們在“兩會”大院中擺開了150種商品攤位，義賣三天便獲利5120元。以后各區“兩會”婦委會也紛紛開展義賣、義做活動，所獲款項一部分捐獻給了市、區婦聯組織和兒童福利基金會，一部分自留用于開展各種活動，如給街道幼兒園置辦風琴、電扇、桌椅等；看望智力殘疾兒童；到勞教所看望失足青年等。

為豐富兒童的文體活動和暑期生活，“兩會”婦委會還多次舉辦了兒童書法、繪畫、歌舞、講故事比賽，組織原工商業者的第三代及機關干部的子女參加為期兩天的夏令營。市“兩會”婦委會成員在“兩會”常委會上試講《少年兒童暑期活動教材》時，組織了80多位學生，邀請了市人大、市政協、市統戰部、市婦聯、團市委、青少辦和省、市“兩會”的領導參加，會后各區又分別下到五好大院、居委會、街道、學校和郊縣演講，并贈送教材。大姐們不畏天寒和酷暑，奔波武漢三鎮和郊縣。該活動共演講180余場，有近兩萬人聽講。

三是宣傳“五講四美三熱愛”，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市“兩會”婦委會組織“兩會”家屬到街道治理臟、亂、差，為烈屬、軍屬打掃衛生，到敬老院為孤寡老人洗頭、理發、洗衣被、送禮品并與他們聯歡。

婦委會還開展了創“五好”活動，發揮婦女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如提倡婦女們要搞好婆媳關系、夫妻關系、鄰里關系，做到家庭和睦和鄰里助人為樂，大姐們帶頭作表率。

短短的幾年中，婦委會成員被評為省級五好家庭的有1人，市級五好家庭的有12人，區級五好家庭的有42人，街道五好家庭的有69人，市“兩會”五好家庭的有187人。1986年3月4日市“兩會”在“三八”婦女節座談會上，對80名“五好”女會員頒發了榮譽證書。

四是向社會獻愛心。1983年為救濟郊縣水災災民，婦委會發動捐款3189元，衣物921件，糧票2080斤，布票50尺；1986年，婦委會向紅安縣老蘇區捐衣物1700件，又購買價值1750元的教學儀器捐贈紅安學校；1987年“兩會”家屬縫鞋墊1000多雙寄往老山前線，同時動員子女和孫輩寫了500封慰問信，加深了軍民魚水情；1988年向云南地震災區捐款2600元。

1987年3月2日至8日，武漢市政府在深圳市舉辦“武漢市出口商品洽談會暨港澳親友聯誼會”。石怡雯受市政府之邀參加了這次活動，她又通過王光英夫人應伊利大姐，聯系了香港查濟民夫人和蔡德河夫人等10多位社會著名人士的夫人來深圳參加聯誼會，該項活動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被稱為“夫人外交”。石怡雯和這些夫人們的合影照片刊登在武漢市工商聯成立40周年的紀念會刊上。

市“兩會”婦委會的活動也得到新聞媒體的關注和好評，先后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羊城晚報》、《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湖北電臺、武漢電臺作過報道。1997年5月1日，《人民意志報》以“不用揚鞭自奮蹄——記優秀市人大代表石怡雯”為題，刊登了對石怡雯的專訪文章。在武漢市工商聯成立40周年紀念大會上，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光英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武漢市“兩會”婦委會的工作，認為“做得很好，很有成效”。

陸

堅守清廉之風

1958年，前蘇聯背信棄義片面撕毀了對中國的援建協議，撤走專家。1960年我國又開始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國民經濟面臨嚴峻形勢，面對這些“天災人禍”，工商界中有人對社會主義改造產生了反復不定的動搖情緒，對糧食供應政策亦有抵觸不滿情緒，對黨和國家的前途信心不足。

為了穩定工商界人士的情緒，提高思想認識，增強對黨對國家的信心，“兩會”中央于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17日在西安召開第四次常委（擴大）聯席會議，石怡雯列席了這次會議，并作了苦樂觀的發言。1989年在武漢市市委召開的雙月座談會上，她又作了要樹立為政清廉之風的發言。1996年11月20日在《人民意志報》上她發表了《德為人之本》的文章，她寫的論文《人大閉會期間如何發揮代表作用的幾點思考》，被收錄在《武漢市地方人大工作研究會理論研究文集》中。

作為市民建機關干部，我還看到石怡雯生活中的另一面，那就是樸實、樸素、清廉、節儉。她身穿的衣服有不少是自已親手裁制的，當干部們夸她的手藝時，她常笑稱這是文革期間“勞改”時學到的一門手藝。1993年2月，武漢市婦聯組織到香港、泰國、新加坡等地的考察活動，但需市民建出活動經費15000元，她沒去；1995年3月8日，武漢文華室內裝飾有限公司在上海浦東創立新公司，特邀石怡雯前往參加開業慶典，這次往返機票和住宿費用全部由該公司承擔，她仍然沒去，她不愿增加對方的接待負擔。10余年中她從未要小車接送她上班、下班，直到生病后，才開始用小車接送。實行公休制后，她也一直沒有公休過?！皟蓵睓C關沒有空調，盛夏高溫達到39℃時，職工們下午可以在一樓的大禮堂中休息，而她卻堅持工作。

柒

永遠不忘黨和民建組織的恩情

1988年，市民建第八屆委員代表大會（第二排右四為石怡雯）

我曾經問過石怡雯副主委，這些大姐們大多是義務工作沒有報酬，有的人在政治上也沒有作實職安排，她們為什么有如此激情、如此干勁、如此覺悟呢？她們為什么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呢？她說，是黨的教育以及和平改造政策的感召，給了我們奮斗不息地熱情和干勁，只有在新中國，我們才有體現自身價值的機會，才有新的政治生命、新的人生之旅、新的奮斗目標、新的成就和成果，如當年配合滿春街創辦健美童裝廠時，意見是有分歧的，但是，中共武漢市委統戰部支持我們，認為這是為三億兒童服務，又能緩和市場供不應求的矛盾，還可安置待業青年，方向是正確的，同時婦聯組織也給予了旗幟鮮明的支持，這對我們建廠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又如辦市“兩會”婦委會骨干培訓班，培訓期間統戰部的領導親臨會場看望大家。1983年7月19日舉行智力游戲活動試講解的這一天，時任中共武漢市市委常委、市政協主席辛甫，市人大常委副主任李泊，市委統戰部副部長王嘉瑞，市婦聯副主任何巧芝均參加了當天的活動，辛甫在講話中對這一活動給予了充分肯定和熱情贊許，這些都使大姐們深為感動。說實話，我們有時也確實遇到不少困難和挫折，但是一想到有黨的支持，我們就有了克服困難的信心和決心。

的確，石怡雯的成長也正是因為黨給了她不少學習和工作的機會，并給予了許多鼓勵和許多榮譽。在黨的春風沐浴下，她可以說是“馬蹄疾”了。她先后擔任區政協委員、區人大代表、區人大常委、區人大副主任，市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市青聯委員、市婦聯常委，省民建常委、全國工商聯執委、民建中央委員、“兩會”中央家屬委員會（后改為婦委會）委員、省市“兩會”婦委會副主任、主任等職務。1981年被市婦聯命名為“五好干部”，1983年被市政府命名為“五好干部”，1989年被市婦聯評為優秀干部，1992年、1997年兩次獲省政協頒發的榮譽證書，1996年被市人大評為優秀人民代表……

1996年至1997年，她先后從市民建秘書長、副主委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不用每天到機關上班了，不用再操心民建的事務了，但她仍“?；丶铱纯础?，市民建有活動邀請她參加，她從不推辭，干部們會員們那一聲熱情的呼喚“石副主委”，令她覺得分外親切、親熱和親近。

為了給這篇文章配照，我曾經帶上照相機去“時記”照相館尋舊，然而“時記”照相館早已難覓其蹤，一座高樓在這里拔地而起。我雖然未能給“時記”照相館留影，但石怡雯及市“兩會”婦委會大姐們的親切身影已在我的記憶深處留影，她們對黨、對國家、對人民永遠不泯的信念，將隨著歷史的腳步，走進我們心里，長駐我們心中。

如今，當我再回首這些歷史場景時，我仍然會被石怡雯及市“兩會”婦委會大姐們的不凡人生和可貴精神所感動。當祖國的第二個春天到來的時候，這些大姐們啊，也用自己的雙手刷新了自己的自尊、自重、自立和自強之路，同時，為社會奉獻出一份真愛、一份深情、一份貢獻，她們雖年事已高，卻活出了讓世人稱道的風彩、神彩和精彩。

我退休后，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個陌生電話。我接聽，電話那端傳過來我熟悉的帶著江浙口音的武漢話：“小趙，你還好吧？”是石副主委！我又驚又喜。從此，每年我均和她通上幾次電話，每次，她均是第一句話即問候我“小趙，你還好吧”，讓我感受到她對干部的那份深情關愛，同時，我也從電話中，感受到她對民建放不下的那份情和愛。

2019年10月16日，我翻看手機時，發現石副主委用她的手機給我打了電話，我卻沒有接到。我知道她打電話的習慣：每次用手機打完電話即關機，但是，如果給我打了電話我沒有接到，她會一直守在手機旁。于是我立即回撥。

“小趙，你還好吧？”電話接通后，石副主委照例先問候我。然后，她再問我：“你最近去機關了嗎？”這次電話，我與她聊了56分鐘。此時，她已是92歲高齡的老人了。我感慨、感嘆、感動，對民建的這份情結，陪了她一生。她難舍這份情和愛。

（作者系原民建武漢市委調研室主任）